桑托斯（Santos）是位于巴西圣保罗州的一座滨海城市，距州府、巴西的经济中心圣保罗市约60公里。由于近年的城市化，两座城市的诸多地段都连为一体。每年岁末，这个南美最大港口城市，都会在海滩上举行跨年音乐会，吸引着两地很多年轻人前往。这里，也是贝利成名的地方。
2022年最后一天，桑托斯成了巴西最热门的目的地。无数人涌向这里的海滩和岛屿，聆听新年音乐会。夜幕下的桑巴音乐灵动跳跃，集会上不间断地播放着球王贝利生前的比赛画面。天空中，约80台无人机编织出一个巨型的男孩踢球的形象，随后是“1000”的字样和一个球员高举金杯的模样。闪耀的无人机星星与新年焰火，像是要为刚刚去世的球王贝利打开一道天上之门。两天后，贝利的告别仪式在桑托斯队的主场维拉贝尔米罗体育场（Vila Belmiro）举行，有无数巴西球迷、政要、足坛人士前来，与球王做最后的道别。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30日，球王贝利在圣保罗溘然长逝。消息传来，整个巴西的文娱活动被突然按下暂停。国家电视频道O Globo打断了准备了几个月的特别节目，在电视框的角落里放了一件10号球衣。巴西的新闻联播超时播出，推迟了热门肥皂剧《Travessia》的开始时间。在里约，国家地标成了贝利的纪念碑，巨大的基督像披上了黄绿色的灯光，而具有图腾意义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则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中，让人想起巴西队的黄色球衣。巴西政府宣布全国将哀悼三天，圣保罗州则将期限延长至一周。巴西最大的海港桑托斯港将更名为“桑托斯·贝利港”，而连接圣保罗和桑托斯的高速公路则将改名为“Rei Pele”（球王贝利之路）。
这就是球王贝利的魅力，他被巴西举国悼念。作为一名球迷，我曾经去过一趟巴西，感受过当地对于贝利的崇拜。在里约和圣保罗的大街小巷，贝利的涂鸦画像随处可见；在球场里，巴西人会挂出贝利的横幅，在歌声里高唱他的名字和纪录——在2019年一场与死敌阿根廷的对决中，他们一次次唱着“Mil gols~ só Pelé~”（一千个进球，只有贝利能做到）。这首歌曲调激昂，数万人齐声高歌，营造出一种狂热的集体氛围。
这让从中国来的我有点意外。在中国，球王贝利的辉煌只存在于黑白影像和文字叙述中，我们不仅无缘见证，更会在每次重大赛事中因为他的“乌鸦嘴”而调侃他。而在巴西，球迷们却真正地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他们像是子民对君主一般，将贝利亲切地称为“O Rei”（国王）。这是“球王”这一词汇的最早来源，后被国际足联认可，成了足坛至高无上的头衔。
中国球迷大概很难理解巴西人对贝利的这种感情。这是一个三次为巴西赢得世界杯的球员，职业生涯参加1366场比赛，打进1283个进球，让巴西从一个无名之国成为今天举世闻名的足球王国。当上世纪70～80年代，世界杯和足球通过电视的普及传入中国时，贝利刚刚功成身退，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更钟爱在电视时代横空出世的新一代球王迭戈·马拉多纳。与这位有血有肉、半神半魔的阿根廷人相比，贝利显得过于正统和古板，他在退役后频繁西装革履，出现在各个肃穆的正式场合中，发表贺词和预测。而我们，甚至都很少实时地看见他穿着球衣的样子。
从这种意义上讲，贝利的成就也因而被我们消解了。那是一种久远的伟大，我们不曾经历过、见证过。他的离去，是一位国家英雄的逝去，更是足球运动的巨大损失。
贝利1940年出生在巴西米拉斯吉纳斯州的一个偏远小镇，全名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Ed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父母以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为他命名，但决定去掉“I”，就成了埃德森（Edson）——巴西人的名字就是这样，充满了这个国家特有的随意性，通常是父母名字各取一部分，或参考其他名字略作修改后组成一个新名字。
不过在巴西，能真正甄别出一个人的不是名字，而是绰号。这个国家几乎人人都有绰号，尤其是球员。“贝利”（Pelé）这个绰号来源已不可考。据他自己回忆，他在学生时代得到了这个绰号，源自他当时喜欢的达伽马队门将Bilé的名字。但那时他发音不准，久而久之就误传下来。在葡语中，“贝利”这个词汇没有任何含义，这反而让其在后来成为一个象征和符号，从此流传开来。
贝利成长的青春岁月里，正值巴西足球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950年，世界杯在被“二战”耽误八年后重新举办，巴西主动申请主办国——他们希望借助主场之力，完成首次夺得世界杯的壮举。巴西队也一度不负众望，在1950年一路横扫，最后一场比赛打平即可夺冠。与乌拉圭的最后对决中，有超过20多万巴西人涌入，期盼着见证巴西首次夺冠。上半场，巴西以1∶0领先，但下半场风云突变，乌拉圭连进两球，一举逆转夺冠。第二球打入的瞬间，整个马拉卡纳体育场鸦雀无声，20万人眼睁睁目送对手在家门口夺冠。
直到今天，这场比赛也被视作是巴西的国难日，被称为“马拉卡纳惨案”（Maracana?o）。那场比赛让巴西人陷入一蹶不振的自我怀疑中。赛后有人当场自杀，参赛球员被国民唾弃为“乌鸦”，于人间备受白眼、“服刑”几十年之久。巴西也从此放弃了那场比赛穿过的白色战袍，改穿黄色。巴西知名剧作家、记者尼尔森·罗德里格斯（Nelson Rodrigues）更是将其描述为世界末日：“每个地方都会发生无法挽回的全国大灾难，就像广岛的核爆事件。而我们的大灾难，我们的‘广岛之难’，就是1950年世界杯负于乌拉圭。”
常人或许很难理解巴西人在1950年的极致悲痛：一场世界杯的失利，何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要理解这场战败的意义，就要回归到巴西的历史和他们的足球狂热。贝利的伟大，正是建立在这种历史渊源之上。
巴西1889年和平独立，在此前后输入了大量非洲移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争是推动形成国家体制和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这个移民国家只有在文化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桑巴、狂欢节、音乐等等。但放眼世界，这些都根植于陈旧的非洲文化，统统没有体现现代性，巴西人的找寻以失败告终。1934年，巴西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径直发问：“巴西不存在。真的可能会有巴西人吗？”
直到足球的出现。它能涵盖整个巴西复杂的社会和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发源于英国的特质也让足球附带着一定现代性。这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集体狂欢和仪式，成了巴西人找寻身份认同的文化实践。在足球上，巴西人终于找到了对自我和民族的认同。
为了1950年世界杯，巴西人付出了举国之力。他们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能容纳16万名的观众，为此不惜停下医院等市政工程。巴西媒体写道，这座当时最为现代化的体育场，将极大地肯定巴西在人文活动方面的革新。有人甚至认为，这将是巴西的一个新灵魂，预示着巴西人民沉睡中的巨大潜力即将苏醒。最后的对决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举行，里约市长在广播中就提前祝贺巴西队夺冠，巴西队也因此背上了巨大的包袱和压力。
当乌拉圭打入反超一球时，马拉卡纳沉默了，整个国家陷入了悲痛中，与赛前形成了极强的反差。为此，剧作家尼尔森·罗德里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场比赛体现了巴西人的国民性。他将后者归结为一种“杂种狗情结”（o complexo de vira-lata），直指巴西人虽然技术天赋出众，但在面临其他国家时，总是未战先怯，将自己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这种自卑情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像一个梦魇般萦绕着巴西。
“马拉卡纳惨案”发生时，贝利不到10岁。贝利父亲曾是一名半职业球员，他和贝利全程在收音机前听完了整场比赛。贝利回忆说：“当时的气氛非常凝重，非常伤痛，就像是一场战争的结局，巴西战败了，死了很多人。”贝利看见父亲在哭，他走过去安慰父亲，许下承诺：等我长大了，一定能为巴西赢得世界杯。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一个孩子夸下的海口。但贝利是个例外，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足球天赋，16岁被球探相中加盟桑托斯队。初登职业赛场，还是一个少年的贝利一鸣惊人。1958年2月26日，里约-圣保罗联赛首轮，桑托斯客场5∶3击败里约美洲队，刚满17岁的贝利一人包办4个进球。提出“杂种狗情节”的尼尔森·罗德里格斯现场观看了比赛，他在一篇专栏里大赞贝利的王者气度，首次将贝利称作“球王”。他有一种预感，贝利会在当年的世界杯上让巴西人走出“杂种狗情结”。
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在巴西度过了人生最后岁月，他把巴西称作“未来之国”。作为南美最大的国度，这里四处充满着一种源自融合的随意性，白人、黑人、混血的棕色人种在此混居繁衍。巴西人自卑的“杂种狗情结”，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融合的肤色和身世，当地人谓之“牛奶+咖啡”的黑白混杂。在过去，这宛若一个全球化下的私生子。
巴西是非洲之外黑人最多的国家。但即使是这里，足球在最早也是以白人参与为主，直到上世纪20年代还排斥黑人和混血球员的加入，以至于有色人种球员登场时，要用米粉把脸涂成白色。1921年，巴西总统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为了不让阿根廷人嘲笑，命令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参赛的巴西国家队，不得征召任何混血皮肤的选手。结果，巴西队在三场比赛中输掉两场。
那之后，诸如达伽马、圣保罗等球队慢慢吸纳非白人球员加入，连连取得佳绩。黑人和混血人，将这项被英国人强调对抗的运动，变成一门跳舞般的艺术。他们跃动灵敏，给球队带来了不错的战绩，也创造着巴西的足球风格。1933年，巴西当代社会评论家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将世间的足球风格划分为巴西和欧洲两种，称巴西的更机巧、灵动、迅捷、从容。
这种风格曾让人忘记了球场上的肤隔。但1950年惨败后，有人又将这点提出，将失利怪罪于有色人种运动员，认为他们有心理缺陷、易情绪化。1954年世界杯，巴西在1/4决赛中不敌匈牙利，这场比赛因暴力闻名，成了臭名昭著的“伯尔尼之战”，双方球员的打斗直到警方到来才停止。赛后又有人把问题归咎于肤色：“巴西的球员缺少了巴西人所有的那种气质……这种病变已病入膏肓，并且比战术体系还要深……这最终还是基因的原因。”
贝利的横空出世，扭转了国民对黑人球员的看法——他是第一位享誉全球的黑人体育明星。1958年，仅踢了一年职业比赛的贝利入选巴西国家队，参加当年的瑞典世界杯。放在今日，这十足罕见。世界杯上，贝利向世人展现出惊人的足球才华。1/4决赛中他一剑封喉，巴西1∶0力克威尔士；半决赛中，未成年的贝利大演帽子戏法，巴西5∶2大胜方丹领衔的法国。决赛对阵东道主瑞典，贝利再次梅开二度，巴西5∶2击溃对手。
当终场哨声响起，贝利激动得一度昏厥，他在泪水中为巴西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贝利也以17岁零249天，成为世界杯决赛史上的最年轻球员。当晚，他整夜无眠，脑子里都想的是巴西同胞们有没有收听这场比赛。那场决赛也是“二战”后欧洲人第一次领略国际足球的魅力——1950年的决赛远在南美，1954年决赛则很是丑陋，西德与匈牙利的对决充斥着犯规和关于裁判的争议。但在1958年，全世界都爱上了贝利。在决赛中盯防贝利的瑞典后卫西格·帕林说：“在第五个进球后，连我都想为他欢呼。”
1958年夺冠，像是巴西人对1950年“马拉卡纳惨案”的终极救赎。那之后，巴西足球逐步迈上顶峰。1962年，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卫冕的球队，1970年三夺世界杯冠军。这12年的辉煌贯穿了贝利的职业生涯，打造了世界杯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一举奠定了巴西足球王国的地位。
“贝利的出现，让巴西人的‘杂种狗情结’消失了，他让巴西人重新爱上了自己。从这种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不是小事。”巴西记者朱卡·克福里在纪录片《球王贝利》中说道。巴西音乐家吉尔伯托·吉尔则说：“他给巴西人民带来了欢乐，照亮了巴西人民生活的黑暗天空，象征着巴西成为更开放、更幸福的国家的潜力。”
1958年夺冠后第三年，随着贝利名声越来越大，来接洽他的欧洲球队越来越多。巴西政府通过法令，将贝利视为“国宝”，禁止他转会到欧洲俱乐部。这让贝利少了媒体曝光度，今天的球迷们还只有通过世界杯的黑白影像，去还原他的天才。流传下来的视频显示，这几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球员，像是9号+10号的完美结合体，兼具梅西与C罗的优点。贝利的足球天才，是超越那个时代的。
贝利在桑托斯队的教练卢拉说，“贝利拥有一个理想足球运动员的所有品质”。足球场上有11个位置，适应不同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比如速度、爆发力、柔韧度、平衡性、力量、技术。“贝利之所以是罕见的天才，就在于他几乎拥有全部足球所需的技能，并且每一项的品质都很高。”足球史作者大卫·哥德布拉特认为，贝利是第一个各方面都十分全能的球员，几乎没有短板，“虽然他单靠身体素质和速度，一样能轻松撕裂对手的防线，但是他能够急停、旋转、护球，三项动作一气呵成，这让他能轻松瓦解对手的防守。”
1958年世界杯决赛，贝利在第55分钟挑过瑞典后卫的进球，堪称世界上有影像记录以来最早的经典。瑞典人试图以犯规拦阻，但贝利拒绝倒地获得点球，用更巴西的方式完成了得分。1970年世界杯，他在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中，在不碰球的情况下过掉了对方门将，在对阵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中直接尝试从后场吊门——这些都是天才般的灵光闪现，在他之前，没有人尝试过。贝利去世后，一个名为《贝利早就玩过了》（Pele Did It First）的视频集锦在网上被疯转，很多球迷发现，原来倒挂金钩、克鲁伊夫转身、油炸丸子等这些今日球星们频繁使用的技巧，贝利早在几十年前就做过了。
英国记者巴尼·罗内写道：“除了天赋的指引，这个来自米纳斯吉拉斯的男孩成为第一个全球体育界的黑人超级明星，并成为真正振奋和激励的来源。”在1958年整届杯赛中，贝利打进6球，仅次于创纪录的方丹。他穿着的10号球衣就此成为球队核心的象征——这个FIFA为他随机选择的号码，就此成为“球王”的象征，被一代代传承下来。
1970年世界杯，贝利再次带领巴西夺冠。这是历史上首次彩色转播的世界杯。贝利不仅打进了4球，还像是一个全能核心一般，拿下6次助攻。当时，足坛尚未正式统计助攻这一数据，后来大家才通过录像发现了贝利的全能。6次助攻的世界杯纪录，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届杯赛的决赛中，巴西4∶1大胜意大利。贝利开场不久就高高跃起，以令人惊讶的腰腹力量和滞空，顶进一粒头球。庆祝时他被队友抱起来的样子，透过球网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巴西最后一球，经过所有人传递打入意大利队的球门，成了一代经典。赛后，贝利和巴西队受到了全世界赞誉，英国媒体评论道：“如此美妙的足球必须明令禁止。”
那个时代的足坛巨星们都给予贝利至高评价。马拉多纳出道时视他为偶像，克鲁伊夫说他是“唯一超越了逻辑界限的足球运动员”，尤西比奥则说“像贝利一样踢球就是像上帝一样踢球”。这当中，阿根廷足球名宿梅诺蒂的评价独树一帜。梅诺蒂曾在巴西踢球，和贝利同时代，还执教过马拉多纳。在对意大利《共和报》深情回忆马拉多纳时，梅诺蒂说：“迭戈是最好的球员。”
在贝利获得的三届世界杯冠军中，1962年或许是相对黯淡的。那时候保护球员的红黄牌制度尚未建立。1962年世界杯，贝利已是一个超级明星，被没有红黄牌约束的对手报以了最凶狠的犯规。小组赛第二场，贝利被对手踢伤，缺席了后面四场比赛。后来为了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在南美足球界的强烈呼吁下，国际足联才建立了红黄牌制度。
当贝利早早伤退，他的队友加林查站了出来，带队让巴西卫冕。加林查是巴西同时代里唯一能与贝利比肩的天才，他双腿有先天残疾，盘带却因此更扑朔迷离，备受球迷爱戴。球迷们称贝利为“国王”，把加林查称作是“人民的欢乐”，各大洲现在所熟知的《加油之歌》（Ole）就是为加林查而唱的。
然而，备受球迷喜爱的贝利和加林查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1966年世界杯后，因私生活混乱和频繁酗酒，加林查身体状态下滑，先后被国家队及俱乐部弃用，最后在49岁时因贫困潦倒而英年早逝，人生最后十年过得悲惨，让人遗憾。
加林查的悲剧背后，是当时足坛球员的一个普遍状况。那个年代，很多球员还没有“职业”的概念，并未做到科学训练和严于律己，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症结。比如，1958年的巴西队在参赛前就通过体检发现，几乎所有队员都有肠道寄生虫，有的甚至有梅毒，有几个则有贫血，医生们还从队员嘴里拔出若干颗病牙。“从病理学上来说，巴西这支出征1958年世界杯的队伍，简直就是一支人民的队伍。”大卫·哥德布拉特写道。
从这种意义上讲，贝利是超越时代的。在他之前，传统观点带着偏见，认为黑人球员情绪化、不自律，但贝利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他勤奋努力，严于律己，以踢好足球为最大野心，最终成为一代球王。贝利年少成名后，曾被民间赠予一辆小汽车，但他不会开车，就在几乎没动这辆车的情况下往返训练。1962年二夺世界杯后，贝利的生活也没有改变，仍和他的兄弟、桑托斯的队友们一起合租。上世纪80年代，前巴萨主帅塞蒂恩曾在停赛期间凌晨偷跑去舞厅玩，结果发现已经退役的贝利也在里面。塞蒂恩赶忙凑过去找贝利签名，说自己也是个球员。贝利直接问他，“你是个球员，那你现在来这里做什么？”
因为勤勉，贝利一度伤痕累累。1962年世界杯后，贵为超级球星的他未能免于服兵役，几个月里代表巴西队、桑托斯队、军队国家队等五支队伍，打了无数场比赛，出现了腹股沟伤病。1966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小组赛即被淘汰，贝利又被对手踢得伤退。他对裁判没有对犯规行为进行任何处罚感到愤怒，当即宣布退出国际比赛。“国际比赛中的非体育道德行为和软弱的裁判让我大开眼界。”贝利说。
那之后两年里，贝利专注于桑托斯队。他让这个默默无闻的俱乐部球队，一举成为天下第一队。桑托斯队成立于1912年，在贝利出现前的40多年里，没有赢得过任何一项重大赛事的冠军。贝利加盟后，桑托斯拿下11次圣保罗州联赛冠军、6次巴西杯冠军、2次南美解放者杯冠军（1961、1962年）和2次世俱杯冠军，战绩彪炳，比肩欧洲豪门。
因为被巴西禁止转会欧洲，贝利就经常跟随桑托斯，在一年内巡演三四个大陆、出征超过100场比赛。即使对手的防守强度日益加大，他仍维持较高的出勤。贝利整个职业生涯的出勤率高得惊人，一共参加1366场比赛，打进1283个进球，近乎一场一球，效率恐怖。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利几乎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职业巨星——他兑现了自己所有的天赋，没有浪费一丝一毫。
在球场外，贝利也试着尽可能地做到职业。他早年性格内向，沉默内敛，却在成为球星后试着向大众打开心扉，经营形象。纪录片《球王贝利》记载了贝利参加1966年世界杯时的一些场外花絮：他几乎不拒绝任何记者递来的话筒，试着去回答任何一个问题，虽然有时候回答有些官方。当他打入第1000粒进球后，他的发言是让记者很懊恼的“进球献给巴西的孩子”。
同时代的球员中，贝利率先聘用起了经纪人，挖掘自己的商业价值。他将“贝利”这个名字申请专利，为百事可乐做代言，拥有自己的广播秀。当时，电视等新兴媒介刚刚在巴西萌芽。巴西人民通过写歌、写诗甚至拍电影等方式，向他表达爱戴和致意，贝利获得了最多的歌曲创作。退役后，他还和影坛巨星史泰龙一起合作《胜利大逃亡》，利用电影去推广足球。
贝利作为球员的巅峰岁月，电视尚未普及，人们关于全球化的一切想象，多数都来自于想象本身。属于他的时代里，全球各地的人想要看球，只有亲临球场。这种珍稀性和距离感，加大了贝利的神话。关于他的球技，人们无缘直播目睹，只有耳口相传。而球场作为一个集体聚集地，扮演着类似于宗教场所的角色。每当贝利出场时，其出色表演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像是他不只是一位明星，也是一位国王和上帝。
巴西俱乐部也利用了这一点。世界杯的连战连捷，让全球对巴西足球和贝利的关注度倍增，桑托斯一年都在各大洲进行比赛，敛财无数，也创下诸多纪录：他们去尼日利亚踢球，当地内战为此暂停了两天——这在后来被证明是当地惯例，但桑托斯球迷至今还高唱着“只有桑托斯阻止了战争”；皇家马德里在巡回赛中赢了一次桑托斯，从此选择避战，以保住“唯一击败贝利的桑托斯”的荣誉。这些全球巡演的成功，也引得巴西各大俱乐部效仿。弗鲁米嫩塞去了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达伽马去了西非。足球就此跟随着这些巴西足球队，走向了世界各地。
在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过程中，贝利功不可没，像是一个足球大使。因为他的开疆拓土之功，巴西人民称他为“国王”。这个绰号光芒万丈，代表着巴西人民的景仰和爱戴，却也像是高在神坛，与人民群众拉开了距离。
1970年世界杯，贝利回归参赛。决赛中他首开纪录后被队友抱起来的样子，成了彩色世界杯的起点。这几乎是作为球员的贝利留给世人最美好也是最后的记忆之一。
光芒耀眼的贝利，在职业生涯中也不缺少争议。1964年到1984年，巴西一直处在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下，对内施行高压政策。1969年上任的独裁者梅迪奇（Emílio Médici）变本加厉，他深知足球的魅力，大肆夸赞贝利和1970年世界杯夺冠的功绩，将之视为军政府治下的巴西荣耀。决赛4∶1战胜意大利的比赛，被《巴西日报》认为是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就相当。
贝利和足球曾是巴西人在独裁统治下不多的快乐源泉。他在1969年11月打入1000球后，有无数观众涌来表示庆贺。然而，当梅迪奇在此后向他发出接见邀请时，贝利没有拒绝。为此遭到了不少批评。有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让足球蒙羞。在纪录片《球王贝利》中，贝利解释道：“我认识的重要人物中，如果我被告知他们中有人想见我，无论是吃饭还是出行，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去。我听说总统想见我，我就去了，没有谁逼我做什么，从来没有。”
在一个对足球极度狂热的国度，人们对于贝利的要求从来都不只是在赛场上，更在赛场外，这让贝利很累。或许是处于自身对职业的要求，他一生远离政治，不参与政党政治，在上世纪60年代巴西国内剧烈拉扯的年代婉拒了各派要求，却在自己一步步成为英雄后要被迫表达立场。贝利从未发表过任何反对独裁政权的意见，因而备受批评。197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巴西没有独裁统治，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和幸福的土地。”军政府将他的形象印在了各大城市广告牌上，而里约街上则有球迷不满地喊出了：“如果贝利是国王，那我就是雅各宾派！”
“我没得选，我只希望我的人民得到最好的。”贝利在纪录片中解释，他依然秉承着一心好好踢球的原则。“我不是超人，创造不了奇迹，我只是个普通人。我蒙神所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但我相信，比起我做我自己，我用足球能为巴西人民做更多。”
那几年的争议、伤病让贝利疲惫。1971年后，他永久退出国家队，1974年与桑托斯合同到期后，他选择远走北美，为当时的足球荒漠带去人气和关注。同年的世界杯上，梅迪奇亲自写信让贝利出山，贝利断然婉拒。他害怕再一次承担那么多的期望和责任。回忆起1970年的第三次夺冠，他说：“对我来说，胜利给我带来的最大礼物不是奖杯，而是解脱。”1977年，贝利在纽约宇宙队挂靴退役。
这就是贝利。他的一生似乎背着某种使命感，做事专注而职业，一心要让足球变成他口中的“美丽的运动”。1998年，贝利出任巴西体育部部长。任职四年里，他拟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推出两个关键改革：首先，足球俱乐部要逐一转变为私人有限公司，将它们的账户从巴西慈善机构和社会公共事业完全不透明的法律中分离出来；第二，球员过往的模糊合同将进行相应改革。这两项条款至今影响着巴西足球的健康发展。
那之后，贝利退出政坛。他从未远离足球，频繁出席诸多跟足球有关的活动，担任各类大使，也代言商务活动。他时常西装革履，喜怒不形于色，一口发言看起来过于官方，这些都让他丢失了人格化的个人特征。与马拉多纳这样的左翼文化偶像相比，贝利看起来过于正统和职业，没有喜怒哀乐，也丧失了捕获人心的魅力。他频繁地发声、站台和做出预测，也让他在大众媒介迅速普及的21世纪被一些新生球迷们调侃。
有时候，贝利也过于高高在上，像是不知人间烟火的“国王”。在专栏和电视评论中，他滔滔不绝，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球员，比如巴西第四次、第五次夺得世界杯期间，他就批评过罗马里奥和罗纳尔多，以至于罗马里奥说，“闭嘴的贝利是个诗人”。而贝利与前巴西足协主席里卡多·特谢拉以及掌舵国际足联24年的前主席阿维兰热不明不白的关系，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争议。贝利去世后，巴西四冠、五冠的成员无一人出席，这在巴西国内引起了不小争议。似乎在巴西人心中，他们的国家英雄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埃德森（贝利原名），一个是贝利。埃德森有一定争议，而贝利却是足球的国王和伟大符号。贝利去世后，“Pele eterno”（永远的贝利）成了推特上一个热门话题，巴西最著名的评论员加尔沃·布埃诺说：“埃德森走了，但贝利没有。”
历史永远会记得贝利。2000年世纪之交，国际足联授予贝利世纪最佳球员称号，他成为官方认证的“球王”，被国际足联称为“最伟大的”。时间证明了，贝利的成就与政治无关，只关于民族和荣耀。他的战功彪炳千古，他的纪录至今无人能及。除了众所周知的超过1000个进球之外，贝利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三次世界杯的球员。他14次出战世界杯，除了两场伤退外，其余12场皆有进球或助攻，合计12球10助攻。这种传奇，让所有球员望尘莫及。
因为这些神迹的存在，一代代南美球员以贝利为榜样。马拉多纳选择了10号球衣；罗马里奥为了达到比肩贝利的1000粒进球，不惜踢到42岁才退役；内马尔因他的存在，推迟了自己登陆欧洲的时间，直到为桑托斯拿下贝利退役后的唯一一座南美解放者杯。
巴西球迷将永远怀念贝利。当巴西足球仍在2014年世界杯1∶7的阴影下、为下一座金杯苦苦努力时，贝利带来的三座金杯就更加弥足珍贵。1999年，贝利驾车行驶在圣保罗的高速公路上，在等红绿灯时遇上两名持枪劫匪。当劫匪们发现车里坐的是贝利时，他们收起枪默默走掉了。一年后在里约，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罗马里奥身上——这个为巴西夺得1994年世界杯的球星，被劫匪抢了手机，还开走了车，最后不得不走回家去。
贝利性格谦逊温和，几乎不拒绝球迷的热情。1975年，他与纽约宇宙队一起访问海地。有队友看到，从机场到酒店的车程中，贝利一直把车窗摇下，伸手去跟那些在车边跑的孩子们击掌。退役后，他在美国参与创办足球训练营，在闭幕式结束后能待上两小时，只为满足每一位球迷的签名需求。这些都让他的队友震惊。一位队友说：“他是最谦虚的人，他是如此真实地爱着人们。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圣人。”
晚年的贝利生活平淡幸福。他曾亲口承认自己年轻时没经受住诱惑，在外有私生子，但当他病情不断恶化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始终有儿女和亲人。与孤独终老的马拉多纳相比，这足够幸运。在贝利弥留之际，他的儿女们守护在一旁，有机会与他进行漫长而伤感的告别。在宿命般的死亡面前，能在家人的陪伴下慢慢告别，已然是最大的幸福。
贝利也有机会和世人慢慢告别。2021年2月，Netflix在贝利生前特意为他拍摄了纪录片《球王贝利》上线。这几乎是贝利最后一次大范围地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因为病痛，他此前不愿公开露面。儿子埃迪尼奥透露：“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把自己藏在了房子里。”
影片里一开篇，贝利还是出现了。80岁高龄的他看起来有些虚弱，只能使用金属辅助设备缓慢行走。面对衰老和镜头，贝利老泪纵横。导演大卫·特霍恩并不讳言：“让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展示自己行走方面的问题，这很重要。我们就是想要在影片一开始就直击人心。”
为了安抚贝利，导演找来了1970年世界杯夺冠的队友们，一起聚会烧烤。看到这些多年老友，贝利终于露出笑容。他坐着轮椅跟他们打招呼，开始慢慢打开话闸，回忆着当年的点滴。在老友们的鼓励下，贝利灵活地操纵轮椅转来转去，展示着自己娴熟的技术。队友们则一起鼓掌，像个球迷那样高呼着：“球王！球王！”
（参考资料：《足球是圆的：一部关于足球狂热、帝国强权与胜利荣耀的文化史》，[英]大卫·戈德布拉特，商周出版，2018年；《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英]亚历克斯·贝洛斯，译林出版社，2006年；《球王贝利：巴西足球传奇》纪录片，Netflix出品，2021年）
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在巴西度过了人生最后岁月，他把巴西称作“未来之国”。作为南美最大的国度，这里四处充满着一种源自融合的随意性，白人、黑人、混血的棕色人种在此混居繁衍。巴西人自卑的“杂种狗情结”，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融合的肤色和身世，当地人谓之“牛奶+咖啡”的黑白混杂。在过去，这宛若一个全球化下的私生子
为此，剧作家尼尔森·罗德里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场比赛体现了巴西人的国民性。他将后者归结为一种“杂种狗情结”（o complexo de vira-lata），直指巴西人虽然技术天赋出众，但在面临其他国家时，总是未战先怯，将自己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这种自卑情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像一个梦魇般萦绕着巴西
158*****150划线年和平独立，在此前后输入了大量非洲移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战争是推动形成国家体制和民族意识的最好催化剂，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一切。这个移民国家只有在文化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桑巴、狂欢节、音乐等等。但放眼世界，这些都根植于陈旧的非洲文化，统统没有体现现代性，巴西人的找寻以失败告终。1934年，巴西诗人卡洛斯·德拉蒙德径直发问：“巴西不存在。真的可能会有巴西人吗？”直到足球的出现。它能涵盖整个巴西复杂的社会和种族阶层，既认可巴西的过去，又着眼于未来，发源于英国的特质也让足球附带着一定现代性。这种背景下，足球运动在巴西万神殿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集体狂欢和
